奧戴德·蓋勒：如何應對人口紅利的消失

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為什么是英國？答案眾多，包括一場奪走了幾千萬甚至過億生命的瘟疫。

從1347年開始的四年間，“黑死病”如燎原烈火般在歐洲蔓延，“沒有人為任何人的死亡哭泣，因為所有人都在等待死亡?！贝诎低巳?，歐洲人口縮水了三到五成，其歷史進程也被永久改變了。

在不列顛群島，疫后農業勞動力嚴重短缺。為防止佃戶從農村遷移到城市，土地貴族不得不提高他們的收成占比，幸存者的議價能力大幅提升。封建體制的攫取性被削弱，開始變得更具包容性。政治和經濟權力分散的同時，社會流動性增強，更多的社會群體有機會參與創新和財富的創造。

不過，類似的故事并未發生在東歐。由于東歐地區原本的封建秩序更加嚴酷、城市化水平較低，當西方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加時，東歐土地貴族的權勢和攫取性制度反而被強化。

在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奧戴德·蓋勒（Oded Galor）看來，以這場可怖的瘟疫為臨界點，西歐和東歐曾經微小的制度差異進一步分化，兩者逐漸走上截然不同的增長軌跡。瘟疫的影響是表因，背后是更深層的因素在掌舵。

蓋勒是統一增長理論的創始人。該理論認為，對全球經濟發展驅動力的理解必須反映發展進程背后的主要動力，不應忽略了深厚的歷史因素對當今各國財富不平等格局的關鍵作用。

增長和不平等謎題是蓋勒在新作《人類之旅：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》中探討的核心主題。他在書中分享了對如下問題的思考——走過近三十萬年的發展停滯時期，人類在過去兩百年里實現生活水平急劇提升的根源是什么？在突破漫長的經濟冰期后，各國或地區之間發展差距日益懸殊的根源又是什么？

兩個問題相互嵌套。遙遠的過去為各國命運留下了印記，包括制度、文化、地理及社會的諸多因素推動各個社群走上獨特的歷史軌道，一些國家獲得了增長的動力，另一些則陷入貧困的泥沼。

這并非一個新議題，它分量沉重，也愈顯迫切。人類從未比當前更富有，財富也從未比當下更分化。

世界銀行發布的《國民財富變化2021》報告跟蹤了1995至2018年間146個國家的財富變化。報告顯示，低收入國家（注：2022年，世界銀行劃定的低收入國家標準是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045美元或以下，包括阿富汗、盧旺達、多哥、朝鮮等27個國家）雖然擁有約8%的世界人口，然而在23年的跨度間，其在全球財富中的份額始終低于1%。不僅如此，有超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國家人均財富下降，在其財富總量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可再生自然資產基礎也被削弱。另一份來自聯合國的《2020年世界社會報告》則顯示，1990年以來，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國民平均收入的絕對差距翻了一番。新冠肺炎疫情和氣候危機正導致國家間的財富溝壑進一步拉大。

傳統理論認為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主要是不當的經濟和公共政策造成，因此可以通過一整套結構性改革來根除。但在蓋勒看來，這種假說建立在一個根本的誤解之上。它忽略了深層因素對政府政策效力的影響，貧困國家或許并不具備簡單復制發達國家相關制度的土壤。歷史上，各種文化中的思想家和領袖人物提出過無數改革習俗、價值觀和信仰的倡議。但往往只有在地理和氣候特征、疾病環境、商業和社會條件能強化新文化特性的好處時，改革才得以堅持下去，帶來顯著的文化變革。所以真正有效的策略應該盯住背后的